中庐布衣的博客

再说清谈误国

2007/12/18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缺少一种对社会和国家的担当意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知识分子逐渐滑向社会的边缘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群体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一种良性而健康的发展，其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经济在增长，但普通百姓却发现越来越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增长是以损耗国民精神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有学者将中国90年代的改革过程看成是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相勾结的过程，而知识集团则附着于此两个强势集团，这种看法虽然比较粗糙，但是一定程度上却是可信的，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危险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如下这个事实：中国处在一个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在这种体系之中，游戏规则由发达国家制订，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把我们推向了一个越来越不公正和混乱的世界，风险来自于全球体系本身，新一轮的政治经济版图正在重组之中，结构性的变动正在发生，山雨欲来，但是在形成新的政治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由政治利益所决定或创造的经济利益）之前，世界必然会陷入一场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危机，危机的解决可能会通过传统的方式——如战争等方式来解决，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贯行为和政治运作实践，金融和贸易战本身就会引发严重的危机，战争可能会成为摆脱危机的最快方式。

可以说，世界并不太平，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风险和发展危机，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代表社会思维导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远没有担负起相应的责任，自说自话、沦为强势阶层的代言者、难以沉潜下来进行有利于中国未来崛起的战略研究和具体层面的研究等都是当代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笔者已多次重申过：若无深沉的历史哲学作为支撑，中国之崛起必然会遭遇诸多挫折。从中国应对国际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应滞后来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确都没有做好应对危机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已有诸多论者指出中国已在新一轮的国际金融战中落败，这种落败的一个战略后果就是导致中国没有资格参与新一轮的全球政治资源分配。中国的政治运作能力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都有待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运作实践和金融运作实践皆有数百年历史，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标志着西方金融集团已经完全具备了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远程打击的战略能力。近年来，中国的股、汇市和楼市成为西方金融集团关注的焦点，迅速利用各种价值错位机会获取超额金融利润已经成为它们的直接目标，而中国在这些国际金融大鳄面前显得茫然无措，也缺乏实际的操作程序来应对各种金融风险，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在这种残酷的利益博弈中逐渐丧失，其后果不言而喻，如果再不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中国很有可能会重复俄罗斯在1998年、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日本在90年代初期的遭遇，陷入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以此反观学术界，我们就会发现学术界缺乏深刻洞察现实的能力，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异常突出的问题，费孝通曾说过，中国在未来50年内不可能出现他这样的人物，我认为并非虚言，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空想和幻想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在学术界内部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理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如果理论成为现实的完全映现了，还要理论家和学者干什么？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看法，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上，我认为美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水平要远高于中国人的水平（尤其是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实践性比较强的领域）。哪怕是走近现实一点点，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五彩世界。看看日本人对经济危机和经济现实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感叹：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确与日本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超素质不无关联。清谈误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经多次得到确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和战略上取得巨大成功，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近代马克思哲学相结合，以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中国人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思维特征：容易走极端，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容易从宏观上进行粗糙的定位，不是左就是右，不是极端赞扬美国的抽象式民主，就是彻底否定美国现实的以国家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和政治实践，很多人对美国及发达国家集团有一种误认：认为他们不会有意误导发展中国家，把各种指责发达国家的言论斥之为胡说或贬之为“阴谋论”，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发达国家集团的确有着一套明确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设计，这种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西方政治运作的实践惯例，而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

学术界也需要端正学风，以切近现实的态度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为中国之崛起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变革中担当起应有的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读何新《历史学与国民意识》有感

    何新先生的《历史学与国民意识》一书，在我看来，是一本相当重要的著作，该著收录了作者的一些旧作，但也有一些全新的思想，依然是何新一贯的风格，多宏论而少精细论证，然而何新往往能从复杂混乱的现象中理出一些清晰的线索，纲举而目张，这种能力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手头没有该书，仅凭印象论说一二，若有舛误错漏，料想会得到读者的原谅。

    胡适早就说过，历史不过是任人装扮的小女孩而已。而历史学中更有疑古一派，以凿凿之言质疑上古、中古或更为近代的历史，似乎所有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都不足为信。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带来整个国民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涣散。中国向来以拥有世界最齐全、记录从未间断的历史文献而自诩，然而百年积弱之中国，经历了诸多劫难之后，是否还有能力和勇气写出气势磅礴的信史？

    何新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观点：历史学并非中性学术，从主观意义上说，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近年来，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韩国都在修改其教科书，日本否认其侵华的历史事实，韩国在教科书中宣称目前属于中国领土的某些地区是韩国的领土，而且韩国已就端午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注册申请，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极其无耻的，完全无视历史事实，中国人有理由对其进行道德意义上的谴责，但是谴责并不能改变它们的行为，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它们要处心积虑、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否认侵略他国的事实、剽窃掠夺他国的文化遗产？何新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构建其国民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是经过精心设计后做出的战略决定。反观中国，我再次感到震惊和无言：一些地区在编写教科书时，把反映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章和鲁迅的文章都置换掉了，美其名曰：与时俱进。更有甚者，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许多为反面历史人物翻案的声音，认为岳飞、文天祥等人并非是民族英雄，更有中山大学某著名历史学教授以残缺不全的资料证明义和团的反历史性、反人性，认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由义和团所导致的。连三岁小孩都能弄懂的问题在历史学家这里竟然成了一个如此弱智的“学术”问题。某些知识分子的行为和嘴脸的确不配享有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荣誉。何新认为历史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精神，一国的主流历史学术不能随意和自由地阐释一国的历史，而目前中国的主流历史学术仍然未能摆脱“阶级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因此“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

    何新认为“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笔者的看法与之类似，我常常惊异于抗日战争期间所出现的伪军和汉奸的庞大规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相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会艰难得多，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数目如此庞大的卖国群体，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人会用国民的劣根性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和观念淡薄，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中国人作为支撑，就不会取得成功，笔者曾指出，中国之崛起若无历史哲学之支撑，断无成功之可能，这并非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这种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对国民精神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何新先生以新历史主义的观念重新解读历史，意在以新国家主义填补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真空，这种努力体现在“康雍乾”和“汉武大帝”等大型历史剧中，其用心可谓良苦。

    杰出传记史家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何新先生在《历史学与国民意识》一书中也引述了这段话）：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前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说得多好呵！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中国的经济学学术到底怎么了？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的心情是颇为沉重的，我为人们的盲从感到极其悲哀。当仅仅只是为了生存而把学问当作一门职业时，所谓的学问就开始变质了，学问的含金量就很值得怀疑了。近几年，公众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如何评价经济学家的社会贡献此类的辩论，但我认为这种争论仍然有其局限性，话语权仍然掌握在主流学术手中。

   先是经济学家丁学良质疑中国大陆是否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然后是一片火热的附和之声，而大多数公众在主流经济学家精巧的数学迷阵前望而却步，似乎觉得自己是门外汉，没有资格同经济学家们争长论短，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用“在国外一流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来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实际上丁学良教授就是这样看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需要从学理上对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进行评价，而论文引用率和发表文章的期刊的档次就成为一个近似的评价指标，但其更大的不合理之处在于这些人“言必称希腊”，身子在国内，却长了一颗“不符合国情的”外国脑袋，所以才对不太符合中国现实的形式化经济学理论顶礼膜拜。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本来就是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放在哪里都适用，只需要改变前提假设和约束条件，就可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了，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样的评价方式。但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那些对改变中国经济现实做出重大贡献的、讲求实际的本土经济学家们的贡献该如何评价呢？到底是这些人的贡献大？还是这些自闭书斋、精心构建脱离现实的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大？请注意：我在这里提出问题，并不是要否认国外的经济学家在他们自己的学理传统内所做的贡献，而是提醒某些人，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不能通过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评价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贡献。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而如今则照办美国的经济学，而且这种“搬运”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中国的现实需要，要么只注重美国经济学的传授和翻译，要么只在主流视野内进行纯粹的经济学研究，而不管其对现实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囫囵吞枣式的“研究”真的会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吗？我看未必。许多人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存在非理性的追捧态度，君不见，有多少人为“科学无国界”的盛宴而欢呼？很多人没有看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承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识形态偏向。

   自主创新被中央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相信大家对“创新”这个词语不会感到陌生，但是在经济学学术中，我们看得见这种创新吗？每年有多少人在以各种名义制造学术垃圾？不是炒马克思主义的剩饭，就是炒自1870年代就出现了的“边际革命”的剩饭。哪一种创新不是一种自主性的活动呢？然而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只会压抑创新，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也采取了一边倒的策略，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没有实现多元化，普遍推崇形式化的研究方法，似乎形式化程度越高，就越科学、越严谨。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就是“游戏”，要讲求形式上的“美”，他们是“玩经济学”，然而他们忘了，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下，你们这些自诩为中国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学人们，你们有资格玩经济学吗？中国有多少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实践需要全新的、富有原创性的、贴近现实的经济学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些实际问题的研究将会大大拓展人们的经济学视野，而这些新的理论和观点是你们这些花岗岩脑袋所无法理解、也不愿意接受的！

   很多人虽然名义上赞成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但是在利益惯性的支配下，他们仍然采取传统的研究思路。自主创新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支撑，然而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下，很难容忍创新性的行为，但是我们应该警惕，不能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来统摄经济学的发展，复杂的时代需要复杂的头脑，也需要处理复杂性的经济学理论。

祭叶汝琏先生文（之一）

文/中庐布衣

2007年8月28日凌晨接到小党电话，说叶先生已于凌晨两点病逝于中南医院。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他和我一起找院方开具了死亡证明书，我还在质疑自己，心绪久久不能平复。

自2004年2月起，我就一直在帮先生整理文稿、收发电子邮件，而我自然因“近水楼台”之故，有幸成为先生的第一个读者，在字里行间品读着一个高尚而纯粹的灵魂。叶先生常常向我提及他在求学时期的师友以及学界中人，如冯至、朱光潜、叶圣陶等诸先生，好友罗大冈、袁可嘉等……他常常陷入回忆之中。但他的许多老友或相继离世，或失去联系，先生愈发孤独了。先生生于1924年，他的老家，曾出现过盛极一时的桐城派，先生所秉承的似乎还有渊源有自的家学。叶先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多年来他一直独身，有谁知道他在昏黄如豆的灯盏下度过了多少个漫长日夜？先生孤独但又自得其乐，书籍是他唯一的伴侣，他的书橱中放满了他所喜爱的法文和中文文本。我常常惊异于先生超乎常人的毅力，也许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孤独这样的字眼。多少次，我推开他书房的门，总见他埋首于书丛中，若隐若现的花白头发、昏暗的灯光、班驳陆离的地板……一阵没来由的心酸涌上我的心头。有好几次，我问先生，为什么不安享晚年？先生总说，这是他一生的习惯，他要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可是，对于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来说，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过于隐晦了：比如先生的《旧作新诗钞》，以现代诗的形式来记述一生的经历或体验，这是一种纯个人化的写作，但是又必须放在特殊的情境氛围、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所以读起来有一定难度。先生说，他是写给与他有着共同经历的同辈人看的。

先生从来不吝与年轻人来往，与学生的交往自不必说，常有慕名而来的拜访者或邮件，与叶先生就自己的著作、诗歌与文论进行长时间的交流，这种交流通常是深入灵魂的。诗人阿九、黄蓓女士、钱翰先生、赵四女士等都与叶先生有书信往来。对后学者奖掖有加，其殷望之切常令我辈动容。先生一生孜孜于学术，不断汲取新知，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常怀忧心，这种焦虑和关切正是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最缺乏的品格。先生对于翻译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而且把自己的翻译观念付诸实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前段时间译解的圣·琼—佩斯的《春分之歌》，这首诗内容不多，但是内涵深广，先生数易其稿，不断修改和增添新的译释，终稿几近于完美，译笔精当，真正做到了“信”、“达”、“雅”。

先生一生不求名利，澹泊自适，所思所虑，惟付之于笔端，方寸之间，攮开一片宏阔天地。其幽深意绪、微言大义，唯待潜心向学、深具慧根者探求印证之。先生生前从不渲染自己的成就，并以“边缘人”自称，而我深知先生的所谓“边缘”其实正是出自他对世俗化潮流的一种观望和批判态度，惟有存在距离，不媚时俗，才能不惑，才能有所担当。我希望先生的精神和事业能够传扬下去，希望学界会有专论研讨先生的诗歌观念、正确评价先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遗忘和淡漠是对先生的不敬，也是对史实的歪曲和遗漏。

博学儒雅，一生勤著译，综稽道德文章，遗范高风垂后世

渊识真朴，半世苦飘零，缅念嘉勋福泽，伤情长抱哭先生

群氓政治与政治之恶

两年多年以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民主制的希腊法庭判处死刑，这让我对于“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这句话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的确，有时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健全的理智时，很难相信由他们所产生的政府或政治民主是健全而理智的，是人道而公正的。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张居正生前可以说为了天下百姓鞠躬尽瘁，所以他将政权牢牢把持在手中，以致引来满朝的嫉恨，居正殁前，神宗还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且看世人如何看顾居正的子孙，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简修为民。张家的子女饿死的饿死，下狱的下狱，充军的充军，敬修在严刑拷问下自杀，懋修自杀未遂。整个神宗一朝，很少有称道居正的。至熹宗天启二年，朝廷方才想起居正的大功，惜乎斯人已逝矣。再看看袁崇焕、文天祥、左光斗等，这一袭长长的忠烈谱，让我们不由黯然神伤。善恶、神魔、忠奸、正伪、智愚常常并存于世，有澄清天下之志者，往往在险恶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艰难地前行。而那些无法全身而退、或在急剧历史动变中以身殉国的人往往成为一个帝国或残暴或腐败衰落的表征。在这种情形下，大众或沉默，或在暴行和征伐中无声地消失于无形，或成为动变本身的参与者。正如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之流，往往是这些群氓的政治权谋在主导着国家的舆论和实践，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流氓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政府主义，这一群乌合之众除了使国家在混乱中倒退之外，别无其他的建功。

真理、真相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甚至是长时间内彰显，在疯狂的政治面前，真理是无能为力的。当政治本身成为一种手段，谈论任何道义都是虚伪的、不切实际的。什么时候摆脱了政治的狂热，什么时候人类就能克服自我的虚妄，克服政治之恶。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经常和身边的人发生争论，也许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异类。我对经济学中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提出质疑，于是就有人说：“你太偏激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太偏激了，然而我的大部分论点都有历史证据和现实资料的支撑。经过一番认真的考量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他们所谓的“偏激”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谓“偏激”，本来的含义是思想和实践超越现有事物进程和发展阶段，而不能在当前阶段付诸实施。但是批评我的人们的意思实际上只是：你跟我们说的不一样，所以你就是偏激的！由此，我才真正意识到为什么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往往会走上极端的政治斗争，我才意识到其实人们并不喜欢真相和真理。

中国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论据，只关注不可靠的数据，以为这是实证分析的精髓；以经济学的国际化为目标，尤其是对经济学数学化的膜拜；无法容忍别人的批评和反对意见，把异端统统斥之为胡说；从抽象的理论中来再到抽象的理论中去，不关注现实经济，可以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烦琐的经院主义经济学……与之相伴随的是在高校经济学教育中：灌输多于启发，通过一套严密的课程设置程序使学生疲于奔命，无暇思考，只是在现有框架下，进行所谓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大部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都只是“文字垃圾”，尽管这些文字的许多作者头上还罩着各种光环。人们也许并不需要知道真相，也不需要追求真理，只要大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就行了。可怕的是，人们以为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就是真理，而以真理的名义对异端实施各种显性的和潜在的约束和限制，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说的就是正确的，但即便如此，我也有批评主流的权利。在当今这个混淆是非的时代，我对所谓的主流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最近央视热播的《大国崛起》，尽管导演和编剧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是却对发达国家发家的历史充满了误读，随意裁减历史的情节，结果不明真相的人们便以为这就是历史上所真实发生的事情。当今时代的确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尽管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这只是通向真理道路的第一步，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并不代表真理也会多元化，任何人的思想和论点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否则这种思想就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中就会变得更谨慎，而不是狂妄到惟我独尊的地步。

但是，真相和真理仍然倾向于被埋没，人们普遍变得不耐烦，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追求真理，反正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信仰丛林中，对自己以外的人毫不关心。如果偶尔出来一两个为弱势群体摇旗呐喊的人，人们反倒惊诧：这年头，怎么还有这样的傻帽儿？呜呼！悲哉！

   某友看了我写的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东西，非常不悦，这在我意料之中，因为他与我的追求不同，不喜欢宏大的讨论，更喜欢在新古典体系之内进行具体的学术探讨，针对我的那句“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只有微观经济学而没有宏观经济学”，我们争论了许久。但我认为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弄清楚以下问题：第一，在批判别人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弄清楚别人的核心观点，而不是具体的措辞方面的不恰当或不达意，否则根本不能理解别人在说什么，更不用说推翻别人的观点了；第二，无论你以怎样的方式去辩解，并不能最终证明你的观点就是正确的，靠激烈的言辞和刻意搜集起来的可疑证据，只能给人以居高临下的压倒性气势，但不能证明你所据有的就是真理，反之，那些拥有更多真理性因素的人反倒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不能据理力争；第三，在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法听取对方的意见，所以观点对立的双方根本无法就同一个问题或不同问题达成统一的见解，你可以说双方价值观念存在差异，但价值观念难道不是在多次的灌输（自我“灌输”和来自他者的灌输）中形成的吗？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当有人说，“你所追求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此类的话时，我感到非常地荒谬和可笑，荒谬之处在于他不过是以自己一贯所接受的东西来评判别人的东西，可以说这不仅仅涉及到理性，也掺带某些信仰层面的东西，只是论辩的双方不自知而已（所以我们需要经常反思，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就是反思）。而可笑之处就在于，他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而已，却要把自己装扮成无所不知的先知，惯于做出不可靠的断言。

在辩论中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但双方却非要争个你死我活。有句老话说，真理越辩越明，但有时候我觉得是真理不可能通过论辩产生，所以马克思说了那段非常著名的话：“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在马克思眼中，实践并不是经验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着丰富涵义比经验这个范畴内涵深刻得多的范畴，而且外延也比经验要广得多，马克思跳出了传统的思维路数，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解决思路，这比某些唯经验主义者和唯理论主义者不是高明许多吗？

比如当你要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有人就跳出来说，你都没搞懂别人在说什么，或者说你不深入地钻进去，怎么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呢，或者说你搞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在他们眼中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可是他们不愿去追溯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不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所贩卖的只是一些19世纪的旧货而已，只不过经济学家们对它们进行了漂亮的数学包装，使它穿上了鲜亮的衣服而已，他们只知道追踪所谓的学术前沿，却不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起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其他的经济学，更有甚者，他们甚至剥夺了你探讨经济学的权力：“你不懂什么是经济学”！其实，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说，而应该说：“你不懂新古典经济学”！在那些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当中，其实可以分成好几类人：第一类是人云亦云者，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第二类人有自己的思考，但不是很深入；第三类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在这三类人中，有一部分人是站在实践的角度上批判新古典理论的，但经济学家仍然有争辩的理由，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就是“游戏”，就是理论，这和实践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就像数学理论一样，它是高度抽象的，与实践（数学在社会中的运用）有什么关系吗？还有一部分是站在理论角度批判的，但是他们一概被斥之为：“你不懂经济学”！所以你还得用新古典所熟悉的思维路数去批判它，这样的批判是软弱无力的。

从一开始，那些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派的人就不只是单单和国内的经济学学术利益集团在做斗争（理论斗争），而是在和有国际垄断资本支持的国际经济学学术利益集团在做斗争，所以这场斗争就显得极其悲壮，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否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目前的阶段，唯外国马首是瞻。学术理论范式的演进实际上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不单纯是由一些充满理想和信仰的学术界中人所推动的，所以有时候，从理论和学术逻辑上讲该进坟墓的垂死之物，反而能回光返照，在垂死之前作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搏杀，然而呈现出来的却只是昙花一现般的灿烂。